中国上市公司最多的县城!官员深夜还在给老板打电话!

财富故事
1天前

 

 

2020年4月,盼盼食品的董事长蔡金钗,突然接到市领导电话:

 

“你们的用电量怎么突然下降了?是不是遇到了困难,要不要政府帮忙?”

 

蔡金钗马上找到分管厂长询问,才发现公司正在启用新厂房、停用旧设备。

 

虽然闹了个“小乌龙”,但蔡金钗很感动,一有机会就会说起这件“暖心事”。

 

在晋江,民营经济有事,就是政府有事;民营企业有困难,政府就会主动上门、排忧解难。

 

营商环境如此和谐,为什么偏偏是晋江?

 

“晋江奇迹”有多牛

 

1978年,福建泉州晋江县的GDP只有1.45亿元。

 

2023年,晋江市(县级市)GDP飙升到3363亿元,45年翻了2319倍。

 

用福建1/200的土地,创造出全省1/16的GDP,这是晋江的效率;以一“县”之力,超越澳门(3309亿),这是晋江的实力。

 

在县域经济领域,晋江连续30年领跑福建,连续23年跻身全国十强县(市),2024年名列全国第8,被誉为“县域经济发展典范、中小城市建设样板”。

 

论产业,晋江拥有1个超3000亿(鞋服)、1个超1000亿(纺织)、2个超800亿(建材、食品)、2个超300亿(装备制造、医疗健康)的庞大产业集群。

 

论投资,晋江在“金改实验区”创立“产业创投引导基金”,针对“智能装备”“互联网+”“创新创业”设立3只子基金,引导集成电路、石墨烯等新兴产业大发展。

 

论企业,晋江拥有超10.4万家民营企业、52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县域名列前茅。

 

作为“品牌之都”,晋江的品牌数不胜数。

 

 

安踏、特步、361°、鸿星尔克……每5双鞋就有1双来自“中国鞋都”。

 

劲霸、柒牌、利郎、七匹狼……每5件夹克就有2件来自“世界夹克之都”。

 

盼盼、雅克、心相印、蜡笔小新……从吃的小零食,到用的小纸巾,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没有一刻离得开“晋江制造”。

 

如此丰饶的创造,要归功于“爱拼才会赢”的晋江人。

 

晋江208万常住人口中,培育出33万市场主体,每6人就有1个是“老板”;民营经济创造的经济总量、税收、就业岗位占比达90%以上,可谓“十分天下有其九”;人均16.17万元的GDP,使晋江人的富裕程度,远超全面小康的经济指标。

 

论福利,晋江每年六成以上本级财力被用于民生,像公办高中和中职学校免学费、110万外来创业务工人员享受30项市民待遇等“七个率先”,在福建全省一马当先。

 

 

1996年-2002年,当年主政福建的大首长,6年7次深入晋江,凝练出“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核心内涵的“晋江经验”,就此载入史册、传诵至今。

 

这样的“晋江奇迹”,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萌芽破土的背后

 

1979年,陈埭村民林土秋,靠着海外亲友资助、村民集资,开出晋江第一家民办鞋厂——洋埭服装鞋帽厂,敲出了第一双“晋江鞋”。

 

结果第一年,林土秋大赚8万块。

 

 

在1天只赚1块钱的年代,这意味着巨大的吸引力。于是,人人“洗脚上岸”,家家点火冒烟,“叮叮咚咚”的制鞋声传遍了陈埭镇。

 

这是“中国鞋都”的起点,也是无数晋江人改变命运的开始。

 

从变卖家产盖制鞋作坊的丁和木,到把汽车品牌“别克”拿来就用的丁建通;从卖冰棍攒500块钱起家的丁水波,到用《八仙过海》打卫生巾广告的许连捷……

 

当初,大家全是泥腿子,谁能想到会做成今天的安踏、361°、特步、恒安……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晋江地方政府的“撑腰”。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乡镇企业充满偏见,但主政福建的项南却表示:

 

“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

 

照着对“亲儿子”的思路,1980年,晋江出台了“五个允许”政策(允许集资、允许雇工、允许分红、允许随行就市、允许供销人员拿提成),提出用好“三闲”(闲房、闲钱、闲人),承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还有一条:营业额10万元以内免税。

 

政策的“东风”,加上民间的“星火”,让晋江的民营经济得以“燎原”。

 

 

1984年,陈埭成了福建第一个“亿元镇”,号称“乡镇企业一枝花”。

 

但惊涛骇浪往往突如其来。

 

1985年,“晋江假药案”轰动全国,涉案范围之广、涉案人员之多,触目惊心。紧随其后爆发了“星期鞋事件”:大量“晋江造”的皮鞋、运动鞋,穿一个礼拜就脱胶。

 

一时间,“晋江造”人人喊打,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如何处理“假药案”和“星期鞋”?有人提出“斩草除根”。

 

但临危受命主政晋江的县委书记尤垂镇,却坚持“除虫护花”:

 

一方面,要分清是非,处理好案件;另一方面,要汲取教训、加强教育,支持民营经济继续发展。

 

于是,晋江出台“六条规定”,重申“五个允许”政策不变,给老板们吃下“定心丸”。

 

多年后,尤垂镇才知道:当年如果处理不当,很多老板就直接出国跑路了。

 

而为了让民营经济恢复元气,尤垂镇又开始想办法,搞“带征率”改革。

 

所谓“带征率”,就是“包干税”。因为小作坊账目本来就乱,税务稽查人员又不足,所以干脆“放水养鱼”,有利于企业做大。

 

问题是,这种做法不合法,需要领导担责任,而哪个干部又肯为民营企业去“违法”呢?

 

尤垂镇肯试一下。

 

1987年,经上级批准同意,晋江带头实施“带征率”。事实证明,企业受益、税收未减,晋江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

 

多年后,尤垂镇坦承了自己当年甘冒风险的初心:

 

“共产党的干部就要为人民办事,要敢付出、敢担当、敢负责、敢冲、敢拼,不计较。”

 

庆幸的是,这种敢做敢当的精神一路传续,直到今天依然留存。

 

领路人、推车手、服务员

 

2014年的一个深夜,晋江市政府大楼,会议室内灯火通明。

 

原来,当地纺织龙头企业“龙峰纺织”资金链即将断裂,危及上下游几十家公司。一旦倒下,会迅速引发危机。

 

救不救龙峰?

 

按道理,民企那么多,出事就政府兜底,说不过去。

 

但作为中国锦纶材料的领军企业,龙峰的中高端功能性面料,拥有多项技术专利,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这次陷入危机,完全是因为重金引进设备、资金调配不当所致。

 

权衡之后,市领导班子集体决定——救。

 

政府救民企,在有的地方不可思议,在晋江却并不少见。时任晋江市长的刘文儒说得很直白:

 

“我们要当好‘领路人’‘推车手’‘服务员’,帮助民企做大做强。”

 

当领路人,就要站得高、看得远。

 

1998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鞋展上,晋江一位领导看着5美元一双的“晋江鞋”无人问津,贴上国际大牌的“晋江造”却卖出99.9美元,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很快,晋江提出“品牌立市”战略。

 

 

1999年,安踏率先响应,请来乒乓冠军孔令辉当代言,一举奠定体育运动大品牌的地位。

 

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牌运动”,就此上演。

 

你请孔令辉,我就请周杰伦;你请王楠、蔡振华,我就请林丹、刘德华……家家户户请代言,“要请就请最火的”。结果,遭遇晋江品牌轮番轰炸的CCTV-5,被调侃为“晋江频道”。

 

但这种乱“撒币”的行为,并不能真正提高企业管理的规范性和品牌的美誉度。

 

于是,政府“推车手”的作用凸显出来,那就是——推动企业上市。

 

但晋江老板们很不感冒。

 

2001年,晋江成立“上市办”,市领导亲自给老板们打电话,但大家都是嘴动心不动。

 

有人觉得,上市就是圈钱,但兄弟不缺钱。

 

有人认为,上市约束太多,还会稀释股权,丢了控制权划不来。

 

更有人担心,上市之前要改制,原始积累会不会被翻旧账?

 

这让政府意识到,要改变现实,必须先改变观念。

 

2003年-2004年,市领导亲自带队,选了三批老板去北大“洗脑”,提高他们对资本市场的认识。

 

这一次,带起了凤竹纺织、七匹狼一波上市小高潮。

 

2007年,市政府又拨款1000万,设立“企业上市发展专项资金”,希望打造资本市场“晋江板块”。

 

敏锐的安踏,迅速捕捉到这个历史性机遇。

 

2007年7月10日,安踏在香港成功上市。15天后,公司市值达209.16亿港元,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体育用品企业。

 

 

有了“带头大哥”,晋江掀起一波“上市大潮”。

 

不过,晋江企业“星星多,月亮少”,所以上市地也五花八门。大企业去A股、港股、美股这些大市场,小企业则遍地开花。

 

有去新加坡上市的鳄莱特、泰山科技,韩国上市的华源纤维、万利国际,马来西亚上市的麦斯威控股,德国上市的索力鞋业,英国上市的骆驼童鞋,以及宝岛台湾上市的华运中国、亚洲塑胶……

 

目前,市政府推动上市的“精进行动”仍在继续。

 

这个过程中,晋江不当“大管家”,甘当“服务员”,讲究“不叫不到、一叫就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

 

2003年,为推出“蛋奶薯片”,盼盼食品砸下巨资搞研发,请来徐静蕾做代言,花了大钱投广告,结果巨亏3000万,还倒欠银行1200万。

 

亏惨了的董事长蔡金垵失了眠,企业也步入了危险区。

 

和龙峰纺织一样,还是市政府紧急出手,把盼盼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即便有过“救命之恩”,蔡金垵也并不去领导家拜年,反倒是书记、市长老往企业家这边跑。“来了就是一杯清茶,现场解决问题,谈完就走,没有多余的应酬。”

 

曾任晋江市长、市委书记的刘文儒表示:

 

“晋江的所有公务员,都要当企业的服务员、企业家的拎包人。”

 

如今,晋江好经验,正扩散到全国。

 

2023年,国家发改委在国家、省、市、县四级,建立起一套和民营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形式不拘一格:既可以是早餐会、现场会、茶话会,也可以搞调研、去信访、来投诉……

 

这种交流机制下,民营企业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截至2024年8月底,国家发改委共收到1031项民营企业问题诉求。在常态化沟通机制下,56%的问题迅速被办结并持续追踪。

 

小小茶话会,化解大烦恼。

 

这使得“晋江经验”,成为推动民营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再创优势的重要指引。

 

睡不着的晋江人”

 

2017年的一个晚上,晋江石墨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许志,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晋江市长张文贤要带他马上面见菲律宾总统特使,共商石墨烯技术推广大计。

 

从夜里10点钟,由市长亲自当翻译,许志陪着特使一直谈到后半夜。这让许志对“睡不着的晋江人”,有了全新认识:不仅晋江企业很“拼”,晋江政府更是“拼”。

 

实际上,晋江人的“睡不着”,源于高度的危机意识。

 

2012年,一场库存危机横扫晋江,鞋服产业惨遭打击。与此同时,随着原料、人工成本持续上升,传统制造业难以拓展利润空间,几乎走到尽头。

 

未来怎么办?

 

晋江市政府,头脑很清醒:当鞋服产业做成世界第一,规模反而是诅咒,创新和“智造”才是出路。

 

于是,引入许志这样的人才,乃至于更先进的石墨烯产业,成为加速鞋服产业升级的应有之义。

 

目前,世界知名的轻型跑鞋,重量在200克/只以上;但晋江研发的石墨烯超轻跑鞋只有120克,却具备高弹性、高强度、抑菌舒适等特点。

 

有了政府指引,企业创新的胆子和步子都大了起来。

 

运用石墨烯,安踏迅速研发出超强保暖的“炽热科技”,使用在羽绒服、滑雪服上,并在北京冬奥会上为中国冰雪军团助力。

 

在智能制造上,以九牧为代表的“晋江造”,也闯出了大名堂。

 

2023年11月,九牧的5G智能马桶工厂,完成了第1000万套智能马桶量产下线,同时赢得全球首个“绿色黑灯工厂”认证。

 

“灯塔工厂”被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代表着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的最高水平。而九牧的这座“绿色黑灯工厂”,凭借其每5分钟“智造”出一套智能马桶、可365天无人生产的“超能力”,年产量高达400万套,一举成为全球单体产量最大的智能马桶工厂。

 

借助5G和数字化能力,其生产效率提升35%、管理效率提升20%、人工成本节省20%、能源消耗节约7%……

 

这无疑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

 

但晋江的远见和雄心,远不止于此。

 

2016年7月,一期投资高达370亿的“晋江晋华”项目正式开工。

 

这项超级工程,承载着国家集成电路产业的重大战略部署,不仅将填补国内DRAM存储器的空白,更希望打造成为世界级的、具有自主技术的高端制造企业。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

 

一旦晋华成功落地,晋江就将围绕芯片的“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材料”,打造千亿级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圈。届时,晋江就能形成传统制造+新兴产业“两翼齐飞”的新格局。

 

但意外的是,晋华先被美光诬告窃取知识产权,又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遭遇出口管制,再有台联电迫于压力中途退出。

 

有人悲观预计,晋华将被美国扼杀在摇篮里。

 

但他们忘记了,这是在晋江。

 

2024年2月,美国穷尽一切手段也未能证明“盗窃技术”后,只得无奈宣判“晋华无罪”。

 

这不但彻底洗刷了晋华的污名,也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的腾飞扫清了障碍。

 

 

对于相信“爱拼才会赢”的晋江人来说,一件事只要在晋江开始干,那就没有了“放弃”这个选项。在残酷的商战中,晋江人从不畏惧腥风血雨,却热衷于拼资源、拼财力、拼意志……拼尽一切,也要做成行业第一、世界第一。

 

这或许才是“晋江模式”最让人痴迷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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