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任正非与他背后女人的“往事”……

今年8月，任正非发了一封企业内部信

信中说：寒冬已至，未来3年，要把“活下去”作为最主要的纲领。

年营收超6000亿的企业都喊“寒冬”了，所有创业者无不惊出一身冷汗。

因为，任正非之前很多次内部信都被业内视为“预言”，最终都大概率被验证。

12年前，任正非写下《华为的冬天》。

文中说：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

2019年元月，任正非又发内部信说：“准备过苦日子，放弃平庸的员工。”

随后三年的国内经济形势如何，相信每位企业家心中都有答案。

华为创立至今，任正非始终保持着警醒意识，不敢懈怠。

按照任正非的说法，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华为一直在“艰难求生”。

创业至今，华为也确实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

在创始人任正非的带领下，华为终于顽强走过一个又一个的“至暗时刻”。

而在所有与华为共同渡过难关的人中，有个女人功不可没。

华为几乎每一次重大转型，都离不开她的谋划和决策。

她就是被称为“华为女皇”的孙亚芳。

熟悉华为的人，肯定听说过少年天才李一男，魄力十足的余承东，也知晓徐直军、郭平、胡厚崑这样的轮值董事长。

但华为内部，能与任正非平起平坐的，唯有孙亚芳。

华为内部也戏称两位大佬为“左非右芳”。

华为内部邮件中，所有人都用全名，只有任正非与孙亚芳可以被称为“总”。

连任正非在公司内看到孙亚芳，也会恭敬地喊一声“孙总”。

华为的许多人事任免和机密文件，只要孙亚芳看过之后签字，就可以拍板了，任正非也不会过问。

因此，孙亚芳在华为被称为“女皇”“国务卿”“花木兰”……

所有这些标签归结为一点，孙亚芳才是“最懂任正非的女人”。

可就是这位“最懂任正非的女人”，却屡屡与任正非唱反调，甚至在人事安排上多次顶撞任正非。

孙亚芳管理市场部时，曾主持一次内部人事安排会议。

会议开到一半，在外踱步多时的任正非忽然闯进来说：“市场部选拔干部应该选那些有狼性的干部，我看那个XX就不能晋升！”

老板发话后，所有人都傻眼了，不敢吭声。

孙亚芳立即反驳道：“任总，你对他不了解，不能用这种眼光看他。”

任正非愣住了，随即一挥手“那你们继续讨论吧”，悻悻离开了会议室。

那位不被任正非看好的干部在孙亚芳的坚持下，依然得到了晋升。

甚至，孙亚芳曾主动请辞，并带领7000位市场部员工集体辞职，还让华为因此掏了10亿元赔偿费。

就是如此“忤逆”的一员大将，任正非却十分信任，赋予了她更大的权力。

1999年之前，华为并没有设立董事长职位，公司里里外外都是担任总裁的任正非亲自打理。

可由于华为当时在营销、股权以及贷款等问题上处于困境，任正非心力交瘁，急需一名副手。

于是，任正非召开股东大会，多方做工作，最终让孙亚芳成为董事长，专门负责外部沟通和协调。

任正非不但主动放权给孙亚芳，还经常公开赞许其对华为的卓越贡献。

能得到任正非的如此信任，孙亚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

1955年出生的孙亚芳与任正非是贵州老乡，彼此相差11岁，俩人交集也很晚。

1982年，孙亚芳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后被分配到新乡国营燎原无线电厂工作，随后进入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当研究员。

1985年，孙亚芳调到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工作体面，生活安稳。

那时，任正非刚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工作。

1987年，任正非在深圳龙岗，筹资2万元创立华为，靠代理香港一家程控交换机维持经营。

90年代初，正值国家积极发展通信产业，行业前景广阔。任正非觉得代理别人的产品不如自己干，孤注一掷投入C&C08交换机的研发。

任正非当时有一篇文章《对中国农话网与交换机产业的一点看法》，里面就表达了对市场形势的长远看法。

文章提到：“中国电子工业中，唯有程控交换机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拳头产品。”

研发时期，任正非经常跑北京找专家请教，因此结识了孙亚芳。

同是老乡，又性格豪爽，彼此相见恨晚。

1992年，华为C&C08交换机尚在研发中，但任正非已囊中羞涩，连工资都难以为继。

当时，任正非曾在公司内部发布“英雄帖”：谁能为公司筹集1000万资金，可以一年内不用来上班，工资照发。

只是那时的华为员工个个都是穷学生，毫无筹款能力。

听到华为资金不足的消息后，孙亚芳毫不犹豫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并通过自己的关系帮任正非贷款200万元。

在任正非最艰难的时期，孙亚芳不仅为华为筹到“救命款”，还毅然接受了任正非的邀请，加入华为。

吸引孙亚芳的或许并不只是灿烂的行业前景，或许是任正非的热情实在难以抗拒。

下定决心走自立研发路时，任正非心里清楚，华为的发展离不开高科技人才的加盟。

那年，在华为资金还十分紧张时，任正非就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组建了研究所。

成立后不久，任正非前去视察，觉得招来的人太少。

时任所长辩解说，怕招来的人没事儿干。

任正非生气地说：“我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来洗沙子也可以。”

这是句气话，可也显示出任正非求贤若渴的劲头。

只是任正非说这话时，底气并不足。

那时华为内部不止在研发C&C08交换机，同时还有多个项目在进行。

由于资金链短缺，华为拖欠了员工数月的工资，内部人心惶惶。

就在这时，华为账上好不容易收到一笔拖欠多时的货款。

喜出望外的任正非希望将钱投给研发，争取尽快出成绩；市场这边希望钱能给供应商结款，保障供应。

大家争论不休时，刚入职的孙亚芳站出来表示，这笔钱必须先给员工发工资。

她觉得产品研发不急于一时，供应商可以再商量，但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任正非赶紧将欠下的工资如数发放，甚至还补了一些奖金。

钱到位了，许多问题迎刃而解，研发人员的干劲也上来了。

1992年，放弃清华博士学位加入华为的郑宝用，与华中科大校友郭平率先研发出可以包容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给了整个团队极大信心。

1993年，华为C&C08研发成功，以低于市场同类产品一半的价格迅速打开局面。

当时，在蛇口的一家小礼堂内，任正非抹着眼泪说：“我们活下来了”。

管理学有句话：所有事的问题，最后都是人的问题。

品尝到人才带来的甜头后，任正非又在头疼一件事：华为招来的市场销售很多都是啥也不懂的大学毕业生，面对复杂的市场，只能算“游击队员”。

要将这些“游击队员”整编为能打硬仗的“正规军”，就必须给他们找个专业、靠谱的“教官”。

思来想去，这个重任交给了孙亚芳。

孙亚芳很不解，她曾多次向任正非表示愿意冲锋在市场一线，可却要她退居幕后当培训讲师，实在想不通。

任正非给她“洗脑”说，华为的营销人员早期都是类似小米加步枪的粗放销售模式，还只是“土狼”阶段，但是随着集团发展，这种“游击队”模式已不适应现在的发展，必须升级为“战狼”，否则很难存活。

孙亚芳经过任正非多次劝说，也意识到华为内部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销售模式才能活下去，因此同意安排。

任正非对她做出指示：“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

接手市场部后，孙亚芳花了半年时间对整个销售团队进行了高强度的专业集训。

在孙亚芳的带领下，这支“狼性”十足的营销队伍，以其人员数量之多、素质之高、分布之广、收入之丰闻名业内。

专业上，孙亚芳要求每位市场人员对产品性能，要比自己女朋友的喜好还要熟悉。

细节上，在当时各类销售人员普遍不注重仪表时，她要求所有人在出席公开场合时，必须正装打领带。

代表企业形象的市场部员工无论在哪，都必须西服革履，仪表堂堂。

如果在公开场合仪容不整，或者没系领带，轻则被孙亚芳臭骂一顿，重则直接扣发奖金甚至开除。

孙亚芳锤炼的华为市场培训模式，核心就是使命感，也就是心里时时刻刻装着客户，想办法与客户建立关系。

早期，华为的销售去拜访客户，许多不耐烦的客户会以开会或者吃饭为借口离开。

可无论出去多久，等他们转回办公室，总能看到华为的销售笑吟吟在那等着他。

有时，上班时间还没到，华为的销售已早早在客户的办公室门前候着。

简单点说，孙亚芳培训出的“狼性”销售，就是一种不达目的就誓不罢休的精神。

一本由前华为市场员工撰写的《走出华为》书中描述：

我们的销售人员，能做到你一天不见我，我就等你一天；一个星期不见我，我就等你一星期。

上班找不到你，我节假日也要找到你。

哪怕你在某个小岛上开会，我也会摸过去把你找到。

在定下市场部门“狼性”文化的基调后，孙亚芳转到长沙做办事处主任，随后又成为华为主管市场、人才资源的常务副总裁。

1996年，任正非悄悄向孙亚芳诉苦：华为发展很快，拥有数万名员工，营收也达到了几十亿。但很多早年随自己创业的老员工却仗着老资历在“摸鱼”，导致其他员工积极性都在下滑。

无计可施的任正非是想让孙亚芳帮忙想想办法，可孙亚芳给的办法是，自己带头辞职，还“煽动”市场部7000名员工，一起递交辞职报告。

这让所有华为人都惊呆了，难道连孙亚芳都觉得自己“功高盖主”，想趁机搞分裂么？

任正非也很震惊，搞不清楚孙亚芳葫芦里卖的啥药。

直到孙亚芳告诉他，她经过调研后，发现虽然华为发展很快，但是内部管理模式并没跟上，许多“老人”躺在舒适区里走不出来。

经过一番考虑后，孙亚芳决定 “以退为进”，自己带头辞职，通过竞争再上岗的方式实现集团内部的大换血。

庸者下，能者上。

任正非对此大为赞许，立即在华为内部推行了这项政策。

华为内部，六位被誉为“封疆大吏”的办事处主任被撤换，营销体系中高达30%的人员因能力不过关而被辞退。

这场“大换血”中，连华为元老级人物也不可幸免。

原市场部总裁毛生江，曾是随任正非一同创业的元老，在辞职再竞业的考核中，被降职为终端事业部经理；就连“功勋”人物，华为技术主管郑宝用，也因考核不合格，被下放到后勤部门。

曾被任正非看好的研发新星李一男，则被贬至下属公司任职。

此事也是李一男与大批华为员工，后来自立门户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过激烈的竞争上岗程序，许多业绩不达标或者难以跟上公司发展的员工被淘汰，更多有冲劲，有能力的员工被提拔到管理岗位。

孙亚芳又通过引进IBM的咨询公司，为华为量身定制了选、育、用、留四个人才体系模块，华为从上到下焕然一新。

孙亚芳虽使出一记“狠招”，她却并非不近人情的管理者。

面对那些被辞退的员工，孙亚芳再次与任正非交涉，华为最后掏出10亿元作为相关人员的赔偿金。

这笔赔偿费用远高于普通企业的标准，基本能保障那些离去后的老员工衣食无忧。

那是孙亚芳的第一次辞职，也是华为内部“浴火重生”的里程碑事件。

事后，任正非评论道：“经过这次内部调整，华为发展步伐迅速加快，负责人事的孙亚芳手里也有了充裕资金招募新鲜血液。”

1999年，华为一口气从全国招了2000名毕业生，同时在全国重点理工高校放出豪言：“工科硕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

当时，华为招聘人员还混进国内排名前十的理工高校男生宿舍，见到正打游戏的男生，就悄悄问：“同学，找到工作了么？”

2000年，全国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是780元；华为招进来的本科生月薪为5000元，硕士生是8800元，此外还有数万到数十万不等的分红。

同在深圳的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开会时抱怨：“华为的任正非，公司就在隔邻。我们很多同事都辞职去华为，能拿到两倍的薪水。”

郭台铭话音刚落，辞职的员工更多了。

随后两年，已升为集团董事长的孙亚芳也让许多下属感受到她的厉害。

有次会议上，她询问某部门的负责人是否看过一份相关报告？

对方含糊回应，应该看过了。

孙亚芳大为光火，批评道：“不能是应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那位负责人被当众训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

任正非听到这个消息，哈哈一笑，说：“你们这下知道孙总厉害了吧！”

笑归笑，任正非心里其实正憋着一肚子“火”。

2003年后，全球IT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整体效益下滑，华为也受波及，营收出现首次下滑。

同时，美国思科副总裁还专程来中国，指控华为盗取思科部分源代码，要求华为停止销售并赔偿。

彼时，中国刚刚入世，对知识产权方面的指控十分敏感。

任正非面临世界巨头指控，营收下滑，以及昔日爱徒李一男背叛的复杂局面，情绪十分沮丧。

心情低落时，任正非经常给孙亚芳打电话。

孙亚芳不仅能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开导任正非，也确实在各方面显示出过人的能力。

在孙亚芳的建议下，华为决定与思科正面“死磕”，请来世界顶级律师团队，邀请他们进入华为参观。

经过实地考察，律师们被华为的创新和研发能力所震撼，建议华为以“垄断”名义反诉思科。

孙亚芳不仅采纳了这个建议，还借助网络力量，祭出了“民族企业”这张感情牌。

同时，孙亚芳在美国用流利的英文巧妙地调动舆论情绪，使华为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同情。

最终，思科迫于压力，与华为和解，任正非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公司事务离不开孙亚芳，任正非的私事也得靠她。

早先，任正非在伊朗出差，忽然听到母亲出车祸的消息，他心急如焚但一时又无法抽身回国。

当时是孙亚芳赶去照料，并帮任正非处理了相关事情。

不久后，任正非患癌需要手术，担心走漏风声引起负面影响，因此对外严格保密。

从任正非被推进手术室，到术后被推回病房，只有孙亚芳一个人陪着。

任正非手术全部流程都是孙亚芳亲手操办，而且效率奇高。以至于在任正非手术后，休养了好一段时间，都没人发现他住院了。

值得一提的是，孙亚芳与任正非关系密切，也总能精准领会后者的意思，但绝不是简单地“唯上”。

就任董事长后不久，华为内部再次遇到“新兵”战斗力不足，“老兵”懈怠的问题。

董事会几位大佬酝酿许久后，建议让孙亚芳重启几年前的“辞职再上岗”模式，此举也得到了任正非的认可。

孙亚芳对此坚决反对，提出早年的竞聘是不得已的做法，现在的华为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必须通过建立一套能上能下的弹性化机制去解决问题。

最终，任正非采纳了她的建议。

脾气火爆的任正非，经常埋怨许多属下难以领会自己的意图，“笨得像头猪一样”。

可任正非唯独不敢骂孙亚芳，还经常公开引用她的发言，对其观点十分推崇。

孙亚芳撰写的《不要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小胜靠智，大胜在德》《探索以色列崛起之迹》等文章被任正非在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

2010年，当国内很多人不知晓孙亚芳是谁时，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将她与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一同选为最有权势的女性。

这是因为一方面，华为几乎所有对外重要接待都由孙亚芳出面，她举止优雅，英语流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另一方面，孙亚芳就任董事长后，亲手打造了华为的研发科技团队，从世界各国广泛招揽专业人才，并提出5G研发目标，才让华为成为今天世界级的研发与创新型企业。

可也是这年，被称为 “最有权势女性”的孙亚芳，却被媒体曝出再度请辞的消息。

2010年10月27日，《每日经济新闻》发表一篇名为《传华为地震，任正非10亿送走孙亚芳》的文章。

文中称，任正非打算逼走孙亚芳，为儿子任平接班铺路，为了让孙亚芳离职，华为愿意拿出10亿作为“分手费”。

毫无疑问，华为的灵魂人物是任正非，孙亚芳无论多么出色，也只是其副手。

孙亚芳接手董事长职务后，不论如何雷厉风行，华为内部都公认她是一心为工作，从不拉帮结派。

因此，说孙亚芳“最有权力”不假，但“最有权势”，倒也未必。

华为经过几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后，任正非也始终坚持“职业化”道路，提出要淡化领导人色彩，但真正的核心岗位还是任正非说了算。

这次风波的起源，据说是由于任正非有意让儿子任平和女儿孟晚舟进入华为核心管理层EMT，但遭到董事长孙亚芳及其他高管的反对，孙亚芳以辞职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最终，此事以孟晚舟入主华为董事会，并担任CFO结尾。

华为是民企，任正非作为创始人想让自己的孩子接班，也无可厚非。

但是，此事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华为当日便出面澄清，称文章为空穴来风，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

五日后，《每日经济新闻》公开道歉，解释因采编人员工作不严谨，报道内容不实。

孙亚芳第二次内部“请辞”事件也由此曝光，她的去留被人格外注意。

2011年1月，华为进行新一届董事会选举，孙亚芳继续留任董事长一职，所谓“逼退”传言就此戛然而止。

那年，《华为基本法》出台。

任正非对此评价说：“华为像一只乌龟，只知爬呀爬，全然没看见路两旁的鲜花，不被各种所谓的风口所左右，只走自己的路。”

这话用来形容孙亚芳，或许更为合适。

经历过这次难得的高调“请辞”事件后，孙亚芳一如既往地低调。除了代表华为出席某些国际会议，几乎再难看到她公开的报道。

2018年3月，63岁的孙亚芳再次向任正非请辞，得到同意，董事长职务由梁华接任。

执掌华为19年，曾开创华为“芳非时代”的孙亚芳正式隐居幕后。

一年后，孙亚芳卸任上海集团总裁之位，悄悄退出华为。

此时，身处中美贸易战的风口浪尖之中的华为刚推出鸿蒙系统，疫情的阴云正笼罩全世界。

鸿蒙出自《山海经》：“鸿蒙初辟本无性，打破顽冥须悟空。”

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或许只有把时间拉长，才能真正找到出路。

寒冬中，比拼的是耐心。

我们相信，那些在艰难时刻蓄势，全力以赴的企业必将在破局后，迎来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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