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导演35年,拍了几十部电影,张艺谋今年72岁了!
来源丨YOUNG财经 漾财经(ID:youngcaijing)
作者丨徐爱之
4月2日,张艺谋72岁生日。妻子陈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为张艺谋庆生的推文,晒出二儿子的录取通知书,并表示这是“儿子给爸爸送上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2022年4月2日,张艺谋的妻子陈婷在社交媒体发布为张艺谋庆生的推文,并晒出了二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其中包括耶鲁大学。
很难想象张艺谋已经72岁了。他的头脑、身段都没有衰老的痕迹,他精力依然旺盛,灵魂像三四十岁初入影坛时那样勇敢、清醒。
在结束不久的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张艺谋献上了中式情怀,“浪漫、抒情、奇幻,这就是我要的。”
他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
2月20日晚,冬奥会闭幕式顺利结束。张艺谋选择了弘一法师的《送别》开场,用折柳送行这一中国古典的方式,在闭幕式固定环节“缅怀逝者”含蓄地表达了送别与不舍,又在结尾处选择了《友谊地久天长》,为简约的闭幕式留下美好的祝愿。
“你的爱好,能力和你的职业结合在一起,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我喜欢工作。”在北京冬奥会纪录片《盛会》中,张艺谋这样说。20多年前张艺谋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也许我会因自己的心太高太大而累死,但这种心劲儿是无法改变的。”
直到今天72岁的他没有食言,一直憋着那股劲儿。
工作是他的舒适区,是他幸福感的源泉之一。
张艺谋的太太陈婷却不这样认为。出于女性、妻子的角度,陈婷担心张艺谋这个年纪通宵达旦地熬夜工作,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动态,被解读成抱怨张艺谋工作过于辛苦。
但不论怎样,没人能按下张艺谋的暂停键。
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告诉我,张艺谋的身上有一种企业家精神。所谓的企业家精神是不怕失败、勇于探索,把5%的可能变成100%的成功。
老天也似乎格外眷顾这位勤奋、勇敢的创作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块排练多次从来没亮全过的LED地屏,全程完好无损地亮了。张艺谋事后对外界说,没觉得这次开幕式有多成功,他认为有很多问题,但运气好,转播效果非常棒。
张艺谋后来送人开幕式的DVD都是转播商的版本。采用LED这个方案,本身就是一次冒险。
张艺谋的艺术之路上充满这种冒险精神。他原本可以延续《活着》的水准和风格,在通往大师的路上轻松愉悦,但他却选择了相反的一条路:用各种充满实验的精神拍各种类型的片子,票房、舆论、业内反响不一,褒贬激烈。但他自己依然不断地寻找新鲜的创意,他曾说过每个导演都有一个自己的发动机。
我很好奇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是如何抱有这般旺盛的创造力和敢试敢想的勇气的。对他而言,没有点名的发动机是什么呢?是一种单纯、浪漫的情怀?是对艺术创新的追求?还是背后涌动性格、成长背景的因素?
张艺谋的70年代
与大多数人的印象出入较大的事实是,张艺谋并非是农民出身。也许是他年轻时候出演《老井》中的男主角农民旺泉以及前几部作品都是关于中国农村有关,农民印象成了他的最大标签。
深刻的法令纹、哭丧着的脸,都让人觉得他的气质本就如此。
实际上,张艺谋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皮肤科医生,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入过国民党。张艺谋祖籍陕西临潼田市镇,爷爷是临潼大户,据张艺谋的父亲说爷爷家当年比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乔家大院还要气派,只大不小。
张艺谋的爷爷是老燕京大学毕业生,这种私立大学当年没有家底是上不了的。爷爷曾做过陕西柞水县县长,苦于匪患政府没钱,爷爷自己出钱买枪组建了剿匪队。出师未捷又暴露了家底,爷爷被土匪追杀。张家从此败落,当爷爷的觉悟:生逢乱世家里得有个拿枪的才行,遂将三个儿子送入黄埔军校。后来张艺谋的大伯去了台湾,二伯在投靠延安时被枪决,张的父亲留在大陆。
上世纪70年代,张艺谋被分配到咸阳棉纺织厂当“辅助工”。
这份工作是负责把大包的棉花包送到清花车间处清洗,再送入前纺车间梳棉(类似弹棉花),中间还有个环节要对棉花杂质清洁,一个一分钟一千多转的钢针对棉花做物理舒张。张艺谋要对这个机器进行清洁,把糊在上面的杂质清洗干净,一不小心手指头会被钢针拔去半截。
此外他还要“掏地道”,那是一个车间地下的巨大的吸尘装置,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清理,张艺谋戴三层口罩下去,爬上来的时候最里面那层都是黑的。
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还要值夜班,这很是受罪。掏地道的时候,每过半小时,张艺谋可以上来透口气。别人打扑克嗑瓜子闲聊的时候,张艺谋读古诗,这大概也是为日后他的中国情怀,种下了一些文化种子。
夜里看着天空的星星,他最大的梦想是离开这样的工作,去做个工会干事,哪怕去工艺室、去机动车间也行,毕竟那里是上长白班儿。
张艺谋从来不认为自己胸怀大志过:“人是要有梦想的,我总觉得梦想是很入世、很具体、很现实的,梦想是你在某一个生存阶段,可以做点什么改善自己的状况,梦想是最切实的想法,它不能在天边,因为那无法作用和影响你的行为。”
这也从历史成长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张艺谋,是如此勤奋和富有创意,要把自己全部的能量都释放出来、没有一秒的懈怠。生活的苦他受得太多了,已经怕了,今天的一切对他来说得来不易,他不能辜负:“我自己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多少次头发丝儿细的可能性抓住才到了今天。”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78年,张艺谋带着粮油关系和户口去北京电影学院。他被文化部部长黄镇破格推荐录取到了摄影系。张艺谋站在北京饭店对面的马路上,看着饭店自动门开开合合,感叹它的神奇,他在那里站了一个多钟头。
北京的神奇和命运的转折是读大学。北京的广阔,艺术氛围的浓厚,文化环境的熏陶,打开了张艺谋的眼界,也催化了他的才华。
据张艺谋大学同学、后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张会军在《北京电影学院78班回忆录》中记载,四年时间里他们观摩了514部电影。张艺谋后来回忆他每场都揣着一叠母亲给他的医学资料卡片,在上面做笔记,根据电影画面画下好的构图、光线、影调之类的。他的灵光一现、肆意汪洋,都是靠笨功夫来的。
张会军说张艺谋一直跟他聊,说我不能老做一种饭,我要做不同的探索,没准儿哪一个就可能成了?
把每一部电影当成处女作来拍
记得张艺谋在一个访谈里,说自己从没想过往大师方向发展。他知道,他可以继续《活着》的风格,但他并不想这样重复自己。他想要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
据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枫回忆,《张艺谋的作业》一书的作者方希曾为张艺谋做过一个名为Rtcatch的个人价值诊断测评。这是欧美研发机构,在两千多万份科研样本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一套性格分析系统。它会把人的性格类型分为老虎、孔雀、猫头鹰和考拉等几个类型,譬如老虎是主权控制、孔雀代表乐于炫耀,猫头鹰加考拉则是讲求程序正义、务实。张艺谋几分钟就做完了他的答卷。为保密,答卷被署成一个普通化名送去评测,结果令人震惊:张艺谋的四项数值全部上限,这是罕见的异相。答案显示,张艺谋能量值超高、扛压能力极强,自我成就感却很低。研究方面因为无从得知此人的信息,推测他是一名著名人士,甚至是一个身居幕后的大毒枭。
这种性格类型注定张艺谋可以抵抗外界的负面评论,清醒地关注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上。张艺谋经常与创作班子探讨:我们能不能放弃原来的创作风格,而向相反方向做一些尝试,如果说我们过去是擅长这样,那么我们弄成那样行不行?
他在拍《有话好好说》的时候跟姜文说:能不能把眼前的这部电影当成处女作来拍?在1997年的一篇采访中,张艺谋说,“处女作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那么多规矩。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刺激自己,希望创作出来的都是不同的东西,我希望我们以后的发展方向也是这样的。”
张艺谋认为作品不会脱离时代,导演更是。
“我不可能脱离时代,去清高地自我发展。时代转型,我跟着时代有了变化和发展。后来的作品被大家认为有庸俗的商业性,呈现某种多元的、摇摆的状态,也同样是时代的折射。今天这个时代难道不是这样吗?”
谦逊、跟自己较劲
张艺谋觉得即使自己得了全世界最大的奖,也不敢有丝毫洋洋自得,无论在做人上,还是在艺术上,他对自己从来没有满足过,也从来没有由衷地拜倒在哪位电影大师的脚下:
“我心里总是憋着一股劲儿,觉得自己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
这种劲儿,张艺谋释放在日常工作中。
翻看张艺谋的访谈、侧记、纪录片资料可以发现,张艺谋不喜欢社交,对生活也没什么欲望,吃喝玩乐之类不在他的日程中,有口面吃、饺子吃就很满足。
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筹备期,他几乎一刻都不闲着,有时候一个想法上个厕所出来新的想法就替代了旧的。在拍电影《活着》的时候,张艺谋把开会叫做运动,剧组人员回忆那时候巩俐在酒店走廊里,扯着嗓子喊:“各位‘经理’,出来做运动咯!”,大家熬不住张艺谋的精力,常常是他自己在说着想法,手舞足蹈,而演员已经裹着大衣,脸上盖着剧本睡着了。
从第一部作品《红高粱》开始,到第五部《活着》时,张艺谋已经连续把三大电影节的奖都得了一遍。
“有了这些基础,一棵树就长成了,再到后面文化人骂我拍垃圾了,一直在批判,但是批判这么多多年,这棵树还是树。当你有五部过硬的、被认可的东西搁在这儿,之后虽然会被批判,你仍旧是你,依然有你的价值,会有人给你投资。”
看张艺谋的采访是种享受,他几乎不说假大空话和客套话。
在《十三邀》中,许知远苦大仇深地向张艺谋提问:你没那种想超越时代的欲望吗?张艺谋说:你还超越时代呢,把眼前这点事儿做好就不赖了。
很多年前记者问他红毯经验,他说:千万别随便放屁,尤其是闹肚子的时候,你以为是个屁,很有可能会酿成一场灾难。
张艺谋认为每个导演都要找一个发动机。发动机意味着让自己调动、有激情,成功与否不重要,“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这一行最基本的创作规律。”他说李安的120帧是他的发动机,冯小刚的圆圈画幅是他的发动机。张艺谋认为创作是心灵的规律,像童心一样的追求,初心就是创作。
张艺谋明亮的眼睛里能看到一种纯真而浪漫的东西。这些在他不少作品中都有展现,在冬奥会开幕时尚也有一些这样淳朴的、纯净而温暖的瞬间,譬如暖场舞蹈时采用的是跳广场舞的普通人,牵手走过冰面的是各个国家普通的年轻人,还有那个举着和平鸽掉队的小女孩、来自山村里的马兰花合唱队。
张艺谋的一个工作方法颇让人印象深刻,大意是说他在选角色或者选剧本的时候,最打动他的是什么,他就要把这个被打动的点拿出来。他有一种老僧入定般的澄明通透的穿透力,可以看到角色、故事最动人心弦的地方。
周晓枫回忆在为《山楂树之恋》选角时,不明白张艺谋看上了周冬雨的哪一点。直到看片时,周冬雨跟窦骁吻后一抹羞涩的微笑打动了她,她才明白其中的好。
很多年前我在丽江看过一次《印象丽江》,当时只是被眼前那块红土高原上的人们的声音、舞蹈、氛围感染。有一种很神奇的能量,攫取了我的内心,画面和音乐都极具感染力。
大概是因为那天下着小雨,我的脸上湿了一大片。后来才知道这是张艺谋导演的作品,我想这就是张艺谋的能量。
清醒的人不会痛苦
美国作家布罗茨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次记者到他家采访,发现他痛苦地蜷缩地毯上,因为他的作品受到了一些差评。与之相比,张艺谋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面对外界的各种批评,他心态健康:人家给你提意见你是收获者,不为你好、不为电影好睡会做?只不过批评的基座是要正确才可以。
那些对张艺谋作品批评严厉的评论家,会被请到他的工作室讨论剧本,张艺谋对这些意见很是看重,“我把每个讨论者的意见全部记录下来,让秘书整理,打印出来,一厚本,每天翻”。有些特别尖锐的意见,张艺谋会把他们贴在墙上看。
张艺谋说自己只是一个电影导演,非常热爱电影并愿意终身以此为业。但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电影有多伟大,会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他觉得很多影评人从走势上和理性上对他进行固话的归纳,这是不得要领。
“我自己从来不会认为自己多么了不起,也从来不会因为某部电影达不到要求而认为自己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从此以后就江郎才尽,我对自己比较清醒和客观,所以每一部电影往往在还没有问世之前,我们的主创之间已经对它进行过全面的客观鉴定。”
影评人杨时旸告诉我,张艺谋是中国非常清醒的导演,他非常清楚做一件事和做一个片子的目的,能通过拍这个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他都想得很清楚。而且技术和意识也都在线。人们嘲讽和批评张艺谋,其实也不是针对张艺谋,是潜意识里把想发泄和想批评的那些内容倾倒在带引号的“张艺谋”身上了。他自己说的其实挺对,如果是他拍了聂隐娘而不是侯孝贤,评价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了。简体中文互联网世界里有很多评价看起来是针对一个人的,其实都是针对其他事的,只是这个状态连发出批评的人自己都没能意识到罢了。
想要不同,是张艺谋的天性
在一本早年出版的谈创作的《直面张艺谋》的书中,与作者李尔葳的对谈里,张艺谋高频提及的一个词就是“不想重复”。
从年轻时代开始,张艺谋就追求不一样、不重复自己。从插队到陕西乾县杨汉乡北倪村开始,他就表现出了这一点。他在村民大门上画主席头像,没什么创作空间,但画得比别人更大、更鲜艳、红彤彤的。
读大学时交作业,老师布置的主题是“逆光”,正常的逆光作业就是拿个石膏像,光从背面打过来。但张艺谋不这么做,他在宿舍的小床上自己设计场景:床上摞两摞书,中间架玻璃板,上面放三个就被。玻璃板洒上水,小台灯顶光照下来,调整光的角度和玻璃板上的水,最后出来诡异的光影重叠的效果,是逆光又有抽象的意味。
张艺谋的女儿张末很喜欢这个作品。当时在纽约学导演的她说,今天她的同学们也交不出这样的作业。
拍《秋菊打官司》,张艺谋想出了一种纪录片风格的表现手法,使用一种超16毫米胶片摄影机进行偷拍、跟拍,为影片带来了一些松散自然的写实风格。
当时为找到能偷拍的机器,张艺谋听说有一种很小的摄影机,他告知投资方香港银都机构,对方从香港采购了两套这种机器。演员方面除了巩俐,他还大胆而创新性地用了素人演出角色。
到了拍《有话好好说》,张艺谋放弃三脚架、放弃反光板,摄影机360度摇拍,让演员进行“无定位表演”,演员完全不需考虑摄影机、灯光、录音等技术要求,而是根据人物自由发挥,演到哪算哪。张艺谋在常规的电影中找到了突破,他解释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题材合适,第二个就是跟过去拉开距离。但并不是为了反常而反常。
张艺谋在瞎跑
张艺谋合作多年的文学策划周晓枫认为张艺谋热衷创新,但“他求变不求稳”,结果可能石破天惊,也可能鱼死网破。
与张艺谋合作过的编剧刘恒则认为张艺谋的这种工作方法,“拿打猎做个比方,有时伏击能逮住老虎;可是把整个林子都蹿遍,野兽早跑了。说不定,到最后猎人精疲力竭,反过来自己还被野兽吃了。”
张艺谋的清醒让他保持天真的艺术家气息,他讨厌被称为“国师”,认为那是个找人恨的词儿,也怕被捆绑在神坛上,背负其时代强加给他的使命感,他不在大师的头衔下装腔作势。
方希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老梦见张艺谋在公路上奔跑。她觉得这种奔跑,不意味着张艺谋无限接近佳作,可能跑得越快越背道而驰。而且对此她有两种感觉:一,佩服张艺谋的态度和坚持;二,瞎跑。
但这些张艺谋都不会在意,他才72岁,他还在奔跑,这就已经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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