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四雄：中国最牛家族传奇，他们的创业故事，已是世间绝响

来源丨何加盐（微信ID：ihejiayan）

作者丨何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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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陪都重庆，一对年轻人相爱了。

男的叫刘大墉（亦作“刘大镛”，本文采用刘永好官方传记的用法），四川巴县人，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女的叫郑康致，四川新津人，黄埔军校战地救护班学生。

刘大墉出生于1914年，祖上曾经阔过，不过在祖父这辈败落。小时候，他在亲戚资助下，到璧山县读书，本来只是给亲戚的孩子做个“伴读书童”，没想到学业特别优异，毕业时考了全县第一名，进入了璧山公立中学读书。

进入中学，刘大墉就没了资助，差点辍学。好在校长惜才，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让他用打扫卫生、帮厨、上下课敲钟等方式来抵学费。

初中毕业，刘大墉再次夺魁，被重庆最好的高中录取，但由于家中实在无力供养，被迫退学，重新考入一家免费的工业学校，学习测绘。

在这所学校，刘大墉迸发出高涨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正是在运动中，他认识了来自新津县大户人家的郑康致，并很快相恋，结婚。

彼时的重庆，政治动荡，谍影重重。刘大墉不幸暴露，面临追捕危险。在组织安排下，他转移到成都，考入四川省地震测绘大队，成为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

其党内工作完全转入地下，由时任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单向联系。

郑康致也追随到成都，当了小学教师。

不久，因邹风平出事，刘大墉与党组织联系中断。几年后，他加入了当时亲近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民盟。

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墉以民盟干部身份，成为新设立的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后又成为新津县第一任农业局长；郑康致在城郊的平岗小学当老师。

到1951年，这对革命夫妇，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分别命名为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合起来是“言行美好”四个字。

几个孩子的出生年份相隔很近，最大的才6岁。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们实在没有时间管孩子。

加上作为“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刘大墉的待遇是“供给制”，每月领到的粮食有限，无法养活全家。夫妻俩只好商量，把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他人抚养。

3岁的老二刘永行，成为这个不幸的孩子。他被过继给一个卖布的商人。可是没半年，刘永行从梯子上掉下，把腿摔断了。

布贩子怕治不好，便把刘永行退回了刘家。可怜的刘永行，从此成为半个“瘸子”。

刘大墉夫妇本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这下又要照顾摔伤的刘永行，完全一筹莫展。

好在城郊古家村一位姓陈的农会主席，愿意抱养2岁的老三刘永美。于是刘永美被过继到陈家，从此改名陈育新。

直到1955年供给制全面转为工资制，刘家的生活才好起来。作为县团级干部，刘大墉的月工资是76元，在新津县已经属于最顶级的少数家庭。

由于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家里从来不缺各种书籍和报纸。例如县团级领导才可以订阅的《参考消息》，孩子们爱看的《青少年报》、《十万个为什么》等。

刘大墉情愿把饭钱省下来，也要给孩子们买书，所以几个孩子从小养成了热爱阅读、热爱科学的好习惯。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三年自然灾害”来了。

对于四川人来说，这三年是不可触碰的悲惨记忆。当时，四川是全国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份，为了保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四川人民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

刘家也未能逃过此劫。他们家除了三个男孩以外，又增加了一个小妹妹，粮食根本不够吃。刘永好饿得嘴里直冒酸水，而进入了青春期、正需要大量营养的刘永言，更是饿到浑身水肿，奄奄一息。

后来不知道郑康致从哪里弄来了一点米糠，才把孩子们的命给吊回来。

但可想而知，作为母亲，把舍不得吃的都给了孩子后，自己却依然要忍饥挨饿，日夜操劳。郑康致的身体从此垮下来，最后病得无法工作，只能退职回家。

当灾难终于过去，一家人刚喘了口气时，没多久，“十年浩劫”又来了。

运动初期，动乱的破坏力尚未显现时，老四刘永好还兴高采烈地参加大串联，跑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那是刘永好早年生命中最阔绰的一次：哥哥把一件名贵大衣传给了他——这件大衣还是刘大墉十多年前土改时，从地主家抄出来的，从他传给老大，老大又传老二，老二传老三，到刘永好手里时，大衣已经年高德劭，缩水得不成样子。

为了去北京，郑康致特地挤出贰角伍分钱，从旧货摊上给儿子买了一双破旧的解放鞋——这是刘永好人生中第一双正式的鞋子，以前绝大部分时候，他都是打赤脚，偶尔能穿上鞋，也是破烂的草鞋。

不幸的是，刘永好在北京练习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队列时，被后面的同学踩到了脚后跟，随着“刺啦”一声，刚捂热没多久的解放鞋，光荣牺牲。

不管怎样，北京之行，是刘永好、也是刘家在那个年代最后的高光记忆。

1966年，15岁的刘永好在清华留影/图源：刘永好:“赤脚首富”的苦乐人生，《青岛画报》2011年 第6期

随着运动的深入，刘大墉不久就被打倒，戴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纸帽子，关进了牛棚，工资先是扣掉一半，后来干脆停发。

又不久，郑康致也由于地主家庭出身被揪了出来，背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牌子，进了牛棚。

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了困顿。除了老大刘永言在文革前就招工进了工厂以外，其他几个孩子由于家庭出身拖累，失去了参军、升学、招工、招干等一切机会。

老二刘永行拖着残腿，在街上摆摊修收音机；老三陈育新在村里种地；老四刘永好作为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段时间，一个“苦”字，是全家人最深刻的记忆。

2从1971年起，刘家的命运，开始走上坡路。

先是刘大墉被平反。压在全家人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终于被放下。

更令人欣喜的是，刘大墉几年来停发的工资，一次性补发下来，多达几千块，一家人一下子进入幸福的富裕时光。

家里不仅买了自行车、缝纫机，甚至还有余钱买了苏联进口的卓尔基照相机！

接着，刘永言和刘永好两兄弟，都参加了1973年临时举办的那次高考。刘永言考了新津县第一名，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录取。

刘永好考得也不错，但不知为何，他报的第一志愿却因“政审不通过”被刷下。好在二哥刘永行的女朋友郑燕初在教育局工作，听到消息后，赶紧通风报信。

刘大墉找了统战部门帮忙做工作，虽然没能录取刘永好心仪的学校，但是补录了第二志愿。于是，刘永好进入四川省德阳机器制造学校（现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就读机器制造专业。

到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时，剩下的两个兄弟，也都非常争气。

常年务农的陈育新，在农活一点没少干、一个工分也没有拉下的情况下，以晚上熬夜看书、第二天一边挑粪一边在脑子里复习的方式，用8个月时间，考上了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

在街道小厂做维修工作的刘永行，更是考出了新津县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绩。他信心满满地报考了清华大学，但可惜，由于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他被刷了下来。

后来，刘永行等到的通知书，是来自四川彭县的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现西华大学），他本来心灰意冷，不想去上，但是在家人的劝导下，最终还是去了。

于是，到1978年，刘家四兄弟，三个上了大学，一个上了中专，在新津县，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

这一年底，当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步伐，刘氏兄弟即将开始人生新征途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大墉，却被诊断出了肺癌。

1979年，65岁的刘大墉，怀着些许欣慰，又怀着些许不甘，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对四兄弟说：“我一生想为国家多做点事，却没能如愿，但你们大有希望。”

此时的他和四个儿子都不会想到，“希望”二字，日后会相伴他们一生。

3总体上来讲，此时的刘氏兄弟，虽然在政治上、学业上、工作上都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与当时的全国人民一样，在经济上，他们依然是穷困的。

父亲去世后的那个春节，刘永行的家里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当时，他年过而立，还在成都师专念书，完全没有收入来源。妻子郑燕初当年和他恋爱时，为四弟上学的事情，走漏了教育局的消息，被穿了小鞋，从局机关下调到幼儿园当老师，收入也紧巴巴。

快过年了，4岁的儿子刘相宇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爸爸妈妈，我想吃肉。

刘永行和郑燕初面面相觑，他们手里只剩下两块钱，全家的生活、刘永行上大学的生活费、刘相宇上幼儿园的学费，都等着从这里面出。

但看着儿子可怜巴巴的眼神，刘永行还是心软了。他跑到市场上，用一块多钱买了一只鹅抱回家。

由于天色还早，见儿子对鹅爱不释手，刘永行便把鹅绑好，绳子交给儿子，让他牵着玩。等刘永行再出来看时，鹅已经不见踪影。夫妻俩找遍整个县城，都没能找到。

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看着儿子满脸的泪水，刘永行满心酸楚，他恨自己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连孩子想吃块肉的心愿，都满足不了。

当晚，隔壁邻居过来串门，见到刘永行的沮丧，就说，“刘二哥，你修无线电这么厉害，干嘛不摆个摊，帮人修无线电呢？”

刘永行听了眼前一亮：修无线电是他的老本行，现在重拾本业有何不可？虽然说作为大学生去摆摊，面子上有点抹不开，但话说回来，身为一个男子汉，连孩子都养不好，还奢谈什么面子呢？

当晚，他就找来大白纸，写了广告：修理无线电——又快又好。第二天就在幼儿园门口摆起了摊。

由于正值腊月，家家户户都希望把家里的电器修好，过个好年，而原来修理电器的摊点，却都回家过年了，刘永行的摊子一摆出来，生意就非常火爆。7天下来，他竟然挣了三百多块钱，等于妻子大半年的工资。

这三百多块钱，让刘永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过年全家团聚时，他迫不及待地和几兄弟讲了这件事。大哥刘永言提出，现在改革开放，国家已经提倡发家致富了，我们干嘛不一起创业做点事呢？

几兄弟说干就干，开始商量起要做什么。最后决定发挥所长，成立一个电子厂。

四兄弟的父亲本身就是工业学校出身，对他们的教育，也很注重培养科学意识和动手能力，所以他们从小就会拆装家里的各种电器。长大后，大哥是成都电机厂工人和电讯工程学院大学生，二哥曾经以修半导体为业，四弟是机器制造专家。组装机器，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

于是，他们自己找材料、画设计图，组装出一台音响。那是新津县历史上第一台自制音响，几兄弟把它拉到县城的百货商场，接上音乐，很快就引起了众人围观和询价。

简单的验证表明，他们办电子厂，技术和市场都没有问题，缺的只是资本和厂房。

由于陈育新一直住在乡下，和大队书记关系非常熟，他去找了书记，说想和集体合办一个电子厂，队里出钱、出场地，他们兄弟负责技术、管理、生产、销售，利润由生产队占大头，刘氏兄弟占小头。

书记很开明，也很有眼光，看了他们做出来的音响后，马上表示：全力支持。

刘氏四兄弟喜出望外，他们开始憧憬未来。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电子企业是GE（美国通用），四兄弟下定决心：我们要成为中国的GE！于是就把计划中的厂子，起名为“新异”。

四兄弟兴冲冲地抬着音响，跟着大队书记去公社，请示公社书记的意见。

话刚出口，公社书记一拍桌子：你们反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绝对不允许！

四兄弟的第一次创业，就这么胎死腹中。

4时间匆匆过了两年。

到1982年，刘永行和陈育新都已经大学毕业，一个进了县教育局，一个进了县农业局，都成了国家干部。

加上在成都电机厂当技术员的刘永言，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刘永好，刘氏四兄弟都拥有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但创业的念头，在四兄弟的脑海里，依然挥之不去。

这年8月，他们聚在陈育新家里开会，商量未来之路。

此时，中华大地早已从沉睡中醒来，处处展现出勃勃生机，做生意已成为正当的路子，万元户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几兄弟还是谨小慎微地探讨哪个能做，哪个不能做。他们心想，在城市里做不了，干工厂干不了，那我们在农村办一个农场总可以吧？

于是商定，利用陈育新在古家村的老屋和土地，办一个“育新良种场”。

办良种场需要钱，但是当时大家都没什么钱。去信用社贷款，信用社根本就不理他们。最后只好各自变卖家产凑钱。

大哥刘永言卖掉自己的手表，二哥刘永行卖掉了自行车（他的腿脚不好，此前一直用自行车代步），四弟刘永好没有手表，但妻子有一块，也卖掉了，大家一起凑了一千元钱。

10月1日，育新良种场正式开张，先是种蔬菜，后来见蔬菜占地太大，又改为养鸡。

养鸡的主要模式，是购买种蛋，孵化成小鸡再卖掉，赚取其中的差价。

由于几兄弟都有技术、有动手能力，很快就自己研发了孵化机，建造了孵化房，成为当地技术最先进、设施最完善的养鸡场。

主要难题出在收种蛋和卖小鸡两个环节。

由于当时没有专业的种蛋市场，他们都得到农户家挨家挨户去买。所以几兄弟一有空就往农村跑，听说哪里有种蛋就跑过去收。

有一回，刘永好跑得太远，直到晚上10点多才往回走。天又黑又冷，但他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一天收到了200多个种蛋。

但正当他快活地沿着田埂路往家骑的时候，突然窜出来一条黑狗，咬了他一口，自行车摔在泥里，一筐种蛋全洒了。

刘永好顾不得自己一身水一身泥，赶紧查看鸡蛋的情况，发现大半都已经摔烂，完好的没剩几个。

他气得追着黑狗就打，追出了几百米，等黑狗跑没了身影，他无助地站在田里，哭了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刘永好人生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落泪场景之一。

比收蛋更难的是卖小鸡。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对农户来说，去哪里买小鸡，都是口耳相传。

而对刘家兄弟来说，小鸡孵出来，就得赶紧卖出去，不然光养着都是巨大的负担。

刘永好的营销才能开始发挥出来，他想出了两个绝好的办法：

一是利用自己当老师的便利，油印了一堆门神纸，上面写着育新良种场的广告，每次下乡收鸡蛋时，挨家挨户送。农民对免费的门神非常欢迎，根本不在乎上面有没有广告。

二是到农民家里帮他们刷墙，在墙上写上育新良种场的标语。

由于那时乡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泥房和土房，农民们对墙上刷涂料这种方式非常欢迎，争着请他们去家里刷，甚至还给刷墙的师傅管饭。日后遍布全国的农村墙体广告，就是从刘永好开始。

就这样，育新良种场的广告，不久遍布周围所有的乡村，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

1983年，陈育新给单位打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开始全职投入良种场的工作。

在那个年代放弃公职做农民，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引起了全城轰动。陈育新是整个新津第一个办理停薪留职的公职人员。

1984年春，育新良种场迎来了一个超级大单：邻村一个农民一次性预定了两万只小鸡，并预付了一千元的信用社信汇单。

四兄弟高兴地接下了这个大单子，让对方先拿走了现有的两千只小鸡，然后到处借钱收种蛋，准备把剩余的18000只小鸡赶紧孵出来。

没想到，当他们到信用社取那一千块钱时，发现信汇单是假的，而跑到邻村去找人时，发现买主根本就不是他们以为的养殖大户，而只是想通过做中间商倒卖赚一笔。

本来倒卖也没什么，问题是这人没有任何经验，两千只小鸡在路上就闷死了一半，到家后，发生火灾又烧死了另一半，整个家已经一贫如洗。

别说剩下的一万八千只小鸡他根本就无力收购，就连已经给他的两千只小鸡，钱都要不回来了。

四兄弟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险境之中。

他们欠了农民们大笔钱，换来了孵化棚中的18000只小鸡。按照正常的销售速度，这些小鸡无论如何都卖不掉，更何况当时已经进入农忙季，农民没日没夜泡在田里，根本就没有人来买鸡。

几兄弟愁眉苦脸地凑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由于大家都不抽烟，也不喝酒，只会一杯一杯地把水往肚子里灌。水灌了一肚子，办法却想不出一个来。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兄弟悲凉地叹息一声，说：实在不行，大家一起跳岷江算了。又说，要不然就带着老母亲跑路逃到新疆，隐姓埋名过一辈子。

当然说归说，他们谁也不会真的想走这一步，最后还是刘永言下了决心，说：出事了躲也没用，只能面对；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我们自己到城里去走家串户卖小鸡吧。

于是，四兄弟连夜砍毛竹、编竹框。第二天，各挑一担小鸡，就到成都去了。有的跑到农贸市场去抢摊位，有的走街串户，沿街叫卖。

虽然四兄弟都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国家干部，但是到了此刻，谁也顾不上面子。他们甩开了嗓子，大声叫卖，厚着脸皮讨价还价。

这可能是几兄弟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每天早上四点多钟装上小鸡，骑40公里的土路往成都赶，卖完小鸡骑回农场，时间已是半夜。稍微眯一会儿，又是一天的重复。

最惨的是刘永行，他还拖着一条跛腿。一个多月的折磨，让他旧伤复发，而且再度加剧，留下了永久的损伤。

地狱般的一个半月过去后，小鸡终于都卖完了。他们把欠的钱还上，一盘账，还剩下了720块，四兄弟一人分了180。

这180块钱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用命换来的。

养鸡的噩梦经历让他们心有余悸，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养鹌鹑上面。

当时人们认为鹌鹑蛋的营养价值比鸡蛋更高，所以一个鹌鹑蛋的售价是鸡蛋的两三倍。

刘永言在北京出差时听说了鹌鹑这回事，回来就张罗着去买了50只鹌鹑和200个种蛋，最后孵化下来，总共存活了80多只，四兄弟各分了一些，在家里分头饲养。

分头养的主要目的是做实验，看什么样的饲养条件和饲料，会让鹌鹑活下来、长得快、产蛋量高。

四兄弟的知识和技能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们很快研究出非常好的鹌鹑饲养技术和饲料，尤其是大哥刘永言，用单位的计算机来测算各种不同饲料组合的实验数据，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

技术问题解决后，他们马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养殖。

刘永好则发挥他擅长和人打交道、擅长推销的特长，到各农贸市场、国营商场、饭店酒楼等地方去开拓市场，很快就打开了销路。后来甚至把重庆市场也拿了下来。

不到一年时间，育新良种场孵化的鹌鹑，超过了百万只，成为全国的鹌鹑大王。这些小鸟给四兄弟带来了巨量的财富，已经远超了“万元户”能涵盖的范围。

随着四兄弟的钱包迅速鼓起，周围的邻居也都纷纷效仿，养起了鹌鹑。四兄弟没有任何藏私，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倾囊相授。到后来，整个新津县几乎到了家家户户养鹌鹑的地步，成为了全世界的鹌鹑之都。

育新良种场仅靠卖鹌鹑饲料，就赚个盆满钵满。

1986年，育新良种场年产值已经高达40多万元。四兄弟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院子里有小桥流水，还有游泳池、网球场、羽毛球场，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都堪称奢华。

他们也引起了各级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新华社把他们作为致富的典型，写成内参报送给中央；县长、市长、省长们纷纷前来考察。

1986年11月，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专程来到育新良种场参观，并留下题词：

“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由于这句题词，后来，四兄弟新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就叫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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