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市能救携程吗?
虽然携程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直播4个多月来,为携程带来了超过11亿GMV,但这显然还不足以冲抵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美东时间7月28日,据路透社报道,携程正在就私有化交易与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等多方人士进行接触,其中包括私募与中国国内科技公司,考虑从纳斯达克退市。路透社称该消息是从四名直接参与交易的消息人士获悉的。
据报道,携程可能选择退市的主要原因在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疫情对旅游业务的持续影响、以及中概股正在面临美国监管机构更严格的审计要求。同时,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表示:关于退市的讨论还处于早期阶段,未来还有可能存在变数。
《中国企业家》就此消息联系携程求证,携程表示不予置评。
消息披露当日,携程股价一度上涨超过10%,后回落至27.72美元,收盘市值为164.40亿美元。
疫情重创
此次携程被传退市,直接原因自然是疫情的持续发酵。
2019年,携程整体业绩与股价尚处于上升势头,财报颇为亮眼。携程2019年年报显示,携程当年收获净利润69.98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538.50%。不过,2020年一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重创携程。
2月,当“战疫”重点还聚焦于武汉区域时,《中国企业家》曾采访过梁建章,当时,他还乐观地认为,与2003年非典相似,在政府的强势干预下,疫情战有望于5月取得胜利,旅游业也将随之复苏。
始料未及,疫情的影响逐渐向世界范围扩散,给全球旅游业都带来了致命打击。2020年第一季度,携程净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2%,净亏损为22亿元。而去年同期,携程的净利润为46.13亿元。
除了携程垫付的用户退订费用,合作方的困境也逐步传导到携程身上。梁建章5月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疫情期间有些航空公司的财务直接崩溃,合作方出现问题。虽然我们的财务状况健康,整体损失还是很大。”
2020年一季度,携程的酒店、跟团游、交通票三大核心业务营收分别同比下降了62%、50%、29%。同时,携程预计第二季度净营业收入还将同比下降67%~77%。
与财务指标相比,更大的危险还在于:疫情让携程近年来最核心的“国际化”战略走向陷入迷雾。
2019年11月,在携程创立20周年庆典上,梁建章表示,携程未来要用5年时间,做到全球最大的国际旅游企业;并提出了G2战略,即Great Quality(高品质)和Globalization(全球化)。
从2015年开始,为了突破用户与业务的天花板,携程持续在全球市场中布局。2015年1月,携程收购了英国廉航机票预订平台Travel fusion公司多数股份;2016年1月,携程向印度最大在线旅游公司Make My Trip投资1.8亿美元,并在2019年8月通过换股交易成为其最大股东;2016年11月,携程以14亿英镑收购了全球最大机票搜索平台天巡(Sky Scanner)。
2019年,携程国际化步调进一步加快。当年10月,携程宣布与途易达成战略合作;11月,又和Trip Advisor成立了合资公司。截至疫情暴发之前,携程的国际化营收已经占到集团总营收的35%。
看似顺风顺水的国际化在疫情中戛然而止。彭博社7月20日报道,天巡正计划裁员20%,并关闭部分办事处。
今年以来,携程的股价距高位已跌去了24%。疫情重创全球旅游业,另两大国际旅游巨头亦不能独善其身:Expedia跌幅达23.6%,Booking跌幅达17.9%。
地缘风险
虽然疫情给旅游业带来的打击堪称摧毁性的,但如果单纯因疫情导致业务收缩甚至停摆,携程并不至于抬出私有化这样的“重型武器”。
2020年初,携程的主要资本运作关注点还停留于加速赴港二次上市。
2019年11月,阿里回港上市后股价持续走高,给诸多头部中概股带来了示范效应。据彭博社报道,京东、网易、百度、携程均在阿里上市后与港交所及投行接洽,以期获得更高的估值溢价。
港交所也为这些明星公司打开了方便之门。2018年4月,港交所推出上市制度改革,在《主板上市规则》中新增了三个章节,首次允许了同股不同权、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及寻求在港进行二次上市的大中华地区和国际公司来港上市。
自新规实施以来,84家新经济公司(包括医疗健康及生物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共募资3023亿港元。2019年,香港以募集总额3155亿港元蝉联全球IPO第一。
2020年4月,瑞幸曝出财务造假事件。5月21日,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了一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增加了多项严格的披露条款。6月,网易、京东先后赴港二次上市,被外界解读为中概股回流加速。
近期,随着美国总统大选临近等种种复杂因素,中美摩擦不断加剧,不确定性陡增。
7月14日,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的表述,称特朗普政府计划单方面取消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与中国证监会、中国财政部,在2013年签署的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为“备忘录”)。
在这份备忘录中,中方同意按照相关流程向美国证监会和PCAOB提供经审核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审计底稿。美国政府单方面的行动被美国媒体解读为,美国和中国正在几条战线上展开外交斗争,这可能会搅乱金融市场。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阻断了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们布局多年的海外扩张之路,一场巨头“撤退”行动随之展开。
6月底,字节跳动旗下的明星产品TikTok、腾讯微信被印度政府宣布封杀。微信在印度已无法使用。同一时间,阿里也宣布关闭了UC浏览器在印度的运营。
7月20日,美国众议院以336比71票通过了一项专门针对TikTok的法案,禁止联邦政府雇员在政府的设备上使用TikTok,受影响群体包括美国政府高官、美国众议员、美国国会员工,以及政府公司的官员或聘员。
7月27日,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表示,北京将对赴美中概股进行梳理,对于符合回归条件的,支持其回归A股或回归港股发展。
可想而知,接下来海外市场针对中国公司的禁令及限制或将继续升级,而中国也将拿出相应的应对手段。
携程的国际化业务拓展,以及未来的资本市场布局,也需要充分考虑地缘政治的风险,顺势而为。
回归挑战
那么,面对国际环境的凛冽局面,携程的国际化脚步是否会就此逆转呢?梁建章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多次表态:“携程的长期战略不会改变。”
不过从短期看,携程是否会最终选择私有化,或是继续回港二次上市的步调,则还需要综合考量与观望。对携程来说,继续选择回港二次上市或是外界比较容易预期到的动作。
囿于国内外用户对OTA产品不同的偏好与使用习惯,目前直接使用携程APP进行酒旅预订的海外用户并不多。携程的国际化战略更多依托于投资、并购、换股等资本合纵连横手段,其本身35%的国际化业务,有25%亦来自于国内用户在海外的购买。整体看来,国外用户对于携程,仍处于了解、熟悉阶段。
携程的骨子里“流淌着盈利的基因”,常年保持着超过50%的毛利率。2019年,携程营收357亿元人民币,净利润69.98亿元人民币,对应当年美股市场给出的200多亿美元的市值,可以说携程的估值仍旧偏低。
与之相对,国内A股市场对明星公司的追捧、市场活跃度明显更利于融资计划开展。
同属遭到重创的旅游业,在A股上市的凯撒旅业虽2020年半年报预亏1.45亿,受益于海南免税概念,在近期连拉9个涨停板,市值一度突破200亿元,市盈率亦超过了500。资本炒作热度,以及近期官方对资本市场的支持力度,可以说对中概股回流国内无疑构成了重大的吸引力。
不过,即便携程正式决定“断腕”、拆分私有化,而非选择“美股+H股”的常规操作,要彻底走通这条私有化道路,也要花较长时间,绝非易事。
通常来说,在美国主板挂牌的上市公司,从提出退市申请,到正式停止交易,最快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同时,携程的股权也势必要因私有化过程中的资本运作而发生变化。
在头部公司的横向对比中,携程的高管持股比例偏低。截至2020年2月29日,百度是携程的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11.7%。梁建章个人持股为2.3%、携程联合创始人范敏持股为1.9%、携程CEO孙洁持股为1.2%,高管团队加起来也只有5.4%。
此外,携程若决定私有化,回归内地证券市场,还将直接面对更多与美团酒旅及飞猪等竞争对手业务的直接对比。
近年来,美团依托发源于外卖业务的地推“铁军”及生态协同力量,酒店间夜数及低线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整体份额持续增长,快速蚕食着携程的阵地。携程的做法则是避其锋芒,重点发展异地游产品,推动国际化进程。
可以想见,从走向世界的星辰大海退回到与国内对手白刃相见,并不是携程愿意主动选择的。
2003年携程上市后,梁建章认为已“打着望远镜都找不到对手”,意兴阑珊,转而赴美读书。而此刻,携程面临的危险,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刻——远远比他二次回归、打败去哪儿网等对手的纯商业作战要复杂得多。
除了持续寻求在业务层面复苏国内外旅游市场,如何在大国博弈的历史环境中顺势而为、攻守得当,需要领导者具备高度的战略思维与决策远见。
这对梁建章个人和成立了20年的携程来说,都将是一条充满艰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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