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任正非一起工作的疯狂日子

2005年3月，在我离开华为5年之后，任正非又一次托人带话给我：“任总说了，你要回来的话，可以做政府和使领馆的公关工作。”

在2005、2006年十分困难、失落的时候，我确曾闪现过这样的念头：要是在华为就好了。但仅仅是一闪念，我知道华为和任正非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怀念。

从进入华为到离开，都是任正非与我谈的话。在四年半近距离接触的日子里，他的所作所为，点点滴滴，无不刺激你，推动你，影响你，让你每一天不得安生。

1995年5月18日，我到华为报到，工号是1713。

到华为的第一天，我这个不久前的四通副总裁被安排去生产车间实习，体现了华为的“从零开始”。实习三个月之后，我被正式任命为莫贝克总经理。一个月后，华为电源事业部整体划归莫贝克，我的头衔又从总经理变为总裁。

莫贝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华为与国内17家省市电信管理局合办的一家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8900万元，其中华为名义上出资5000万元，17家电信管理局共出资3900万元。这是一步险棋，因为投资莫贝克是有代价的，华为答应每年给投资者33％的回报。尽管负担沉重，华为言必信、行必果，三年分红全部兑现。这是任正非的一大优点，也是后来很多运营商信任华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接手时的莫贝克完全是华为旗下一个无足轻重的寄生企业。每年给股东的分红，莫贝克自己拿不出，只能靠华为的拨款。

任正非最初给我的目标，是用两到三年的时间把莫贝克办成通信电源行业的“中国第一”。但是在1996年2月的一次干部会上，他在讲话中改变了原来的提法，说要把莫贝克做成“亚洲第一”。我问他，他却说：“我说过成为‘中国第一’的话吗？”

这就是任正非，这就是华为的风格，在你刚刚进入的时候就逼得你喘不过气来。

1996年3月的一天，任正非给我写了一张条子，内容是：你们的库里还有多少二次电源材料？用完之后不要再做了，华为公司决定不再买莫贝克的二次电源了，因为价格太贵，我们决定买香港的、国外的，他们比你们便宜。

看到这张条子，犹如当头一棒。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不买莫贝克的二次电源，等于关闭了我们的销售市场。我刚来莫贝克给大家演讲时曾经讲过“华为就是我们的天然大客户，每年有三四千万销售额”，颇让员工们动容，现在这个大客户说飞就飞了，我怎么向大家交代？

我有过去找任正非的念头，想说服他暂时不要这么做，但这种话几近哀求，岂是我李玉琢所为？我决定迎难而上。

我跟大家说，华为的市场绝对不能丢失。现在要做的是：第一，我们要尽快研究，二次电源如何降低成本；第二，销售部门必须尽快寻找到华为之外的二次电源市场；第三，主动找华为的采购部，把价格降到他们接受的程度。

我们参照国外电源的价格，把二次电源的价格总体降了几乎一半。当我把降价后的价格表提交给任正非的时候，他问我：“你降了这么多，还能赚钱吗？”

我说：“还行，还能赚一点点（我怕说多了他又让降价）。”

他很感兴趣地问：“为什么还能赚？”

我说：“有两点：第一，我们把二次电源做好了，从自己的车间推到华为的车间，就完成了销售。不需要额外付出成本，也没有市场费用和运输费用；第二，深圳有政策，本地企业之间供货不需要交增值税，叫‘地产地销’，挣得一元钱就是一元钱。”

其实是我心里明白，华为的市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掉，否则人家会说连华为自己都不用，可见莫贝克的电源不是什么好东西。即使任正非让我再降价，我也可能忍痛接受。

不过说实话，经过任正非这一折腾，一对比，连我自己也觉得产品价格贵。于是，我要求开发方面，电源的质量水平半点不能降，但电路设计、材料成本必须大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出一个月，任正非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更加刺激我的要求。

1996年4月，任正非找到我说：“李玉琢，你们这些干部员工，除了50人是莫贝克自己开工资，其他90人，包括你在内，都在华为拿工资，这不合适吧？你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由莫贝克自己开工资。”

听完他的话，我大吃一惊。想当初，他动员这些人到莫贝克来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信誓旦旦地说：你们去莫贝克是创业，有人担心待遇会降低，我保证，你们的待遇三年不变。现在仅仅过了九个月，怎么就要反悔了？

我问：“任总，你不是说过调到莫贝克的人待遇三年不变吗？”

任正非回答：“我说三年不变是指工资标准不降低，可不是说由华为开支三年。你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应当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员工。”

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涌上心头，但他的这个说法的确是对的。瞬间我的豪气上来了，硬邦邦的话脱口而出：“好，从5月份之后我们自己开工资！”

谁知任正非还不依不饶：“不是从5月份之后，从今年1月份开始，所有我替你发的工资你都要给我退回来。”

从1996年5月开始，莫贝克就自己开工资了，之前的工资也全部退还给了华为。

接手莫贝克不到一年，任正非完全失去了最初对我的客气和笑容。他的强势、多变、暴烈、狂热，让你心生不安的同时，又无法拒绝他的要求。这两种情绪一直在我胸中交织、冲撞，没有片刻安宁。

不过，最终我还是认为，任正非的这些别扭的做法，积极的成分是主要的。他对我个人怎么想是一回事，逼企业尽快地独立生存可能是他的主要目的。

1996年底，莫贝克实现了2.16亿元销售合同，创造了整整5000万元的利润。年终总结大会上，一年的辛酸与成功的喜悦让我难以自禁，眼泪溢满了我的眼眶。

另一方面，冲突也在积累着。1996年初，一次在华为总部的七层与任正非相遇，他说：“李玉琢，你应当经常来汇报莫贝克的工作呀。”后来，他在不同场合又讲了两次“莫贝克搞独立”。他一次又一次找我谈话，先说要派聂国良来当顾问，又说要给我派一个常务副总裁。我感到这无非要监管我，或者让我当傀儡，就两次向他写信请辞。

他派孙亚芳来找我谈话，我说真心不想当莫贝克总裁了（注：此话有假），让聂国良来当吧。孙亚芳问：“你真的这么想？”我便口不对心地说：“真这么想的（注：此处说谎）。”

就这样，我怀着满腔热情辛辛苦苦做好的莫贝克，仅仅一年半就遗憾地交了出去。

辞去莫贝克总裁的同时，任正非对我的新任命就下来了——华为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合资合作部部长。

合资合作部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没有安排一兵一卒，连个秘书也没有。我纯粹是一个“光杆司令”，六个月之后才有了一个秘书。

1997年初的华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是由农话市场向中国通信市场的主战场——市话市场转移，但效果很不理想。

那时中国市话市场只采用国外的（如爱立信、北方电信等）、合资的（如上海贝尔）或国营企业（如巨龙）的交换机和其他通信设备。对于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用户怕质量不好，更怕出了事故要承担责任。

我意识到，任正非让我做的这项工作，是一种“曲线救国”——通过与电信管理局合资办企业将华为的通信设备打进主战场。这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的营销模式。想清楚这一点，不禁拍案叫绝：高明！

第一个合资企业是在四川办成的。合资公司定名“四川华为”，注册地在雅安。四川电信局最初拿出来合作的702厂就在这里。雅安局的局长很配合，说：“既然是合作伙伴，就是一家人，我们拆四万线的1240设备装华为的C&C08机！”无须开口，2700万元的货款提前付到账上。当年拿到了5个亿的合同，是1996年的12倍。

四川华为的成功，让任正非非常高兴。他又一次语出惊人：这种模式一定要推广！能不能每省建一个？

任正非一动嘴，我们可就跑断了腿。在前后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和合资合作部的兄弟姐妹们跑遍了大江南北，所有可能建立合资企业的省市电信管理局都去过。那三年，坐飞机和坐出租车差不多，有时两天跑三个城市。在四川华为之后，又建立了天津华为、北方华为、上海华为、山东华为、浙江华为、沈阳华为、河北华为、安徽华为，共九个合资企业。

建山东华为的时候，省管局要求接收通信设备厂150人。权衡利弊之后，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条件。我觉得这是我们进入山东市场必须付出的代价。后来经过努力，接收的这些人员不但不是累赘，反而可以成为各地市场上非常有用的人。他们人脉熟悉，工资待遇不高，工作积极性却非常之高。

各地组建的合资企业帮助省局解决了难题，它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企业看待。据说，省局有的会议合资企业可以列席。省局在考虑电信设备扩容的时候，首先会考虑合资企业能不能做——实际是华为能否提供相应的设备。

1998年初，四川合资公司分红达到投资额的25％。其他地市局纷纷提出加入的要求。经过探讨，律师提出以“工会社团法人”的名义吸收各地市局更多的干部和员工入股。此口一开，非常踊跃，四川省的地市局工会无一遗漏，全部入股。

由于合资企业的效益比较好，各地分红一般都超过了20％。工会集资都是面向下层干部或普通员工的，电信管理局的高层领导没有一个入股的。对他们来说，企业效益和员工安置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就很满意。

成立合资企业的地方，销售额翻几倍十几倍，回款率达99％以上。华为设备的安装、售后服务、货款回收，甚至办事处的行政后勤，都由合资方承担。之前辽宁省、铁道系统与华为的关系很僵，合资公司成立后立即化干戈为玉帛，华为在这两个市场大获全胜。